北京市第一六五中學開展的學生發展指導，迎合了學生畢業後可持續發展的需要。雖然從這些學生們初中的基礎成績看，他們考上大學的概率很小，但是能夠使學生適應社會生活，心理健康，有一定特長，順利步入社會，學校所追求的教育理想也就達到了。
北大附中的“單元製”和“走班製”教學探索，仿照了芬蘭的無年級化分組模式的優點，但是又滿足了我國國家課程強調的步驟一致的規定要求。
清華大學附中對國外大學先修課程的研究十分深入，該校的國際部在實踐中也非常成功。
上海甘泉外國語學校以“越是民族的越是國際的”為理念，學校處處展現了中國元素，成為國外學校了解中國教育的窗口；學校還讓學生參與接待外賓，國際交往不再是學校行政人員忙碌的工作，成了學生學習的重要課程。
上海交大附中與母體大學聯手培養高中生，大學教授直接到高中上課，高中生在大學實驗室做實驗，探索了一種中國式的銜接模式。
上海市第八中學試辦的“男生班”填補了我國很多教育實驗的空白，當男兒的陽剛之氣和霹靂作風再現於下一代身上時，幾代人的期盼變為了現實。
上海格致中學利用網絡平台，對學生綜合素質作出評價，創造了“學生五能評價雷達圖”，校內學生社團活躍，走在了國家改革頂層設計之前。
綜上所述，筆者在調研中看到的各校實驗精彩紛呈，聽到校長和教師們的真知灼見不勝枚舉。美國著名學者古德萊得在其教育力作《一個稱作學校的地方》中指出，“如果我們的學校需要在傳授基礎知識方麵有所改進的話，那麽它們更需要對自己在這個迅猛變革的社會中的作用有新的審思。”[15]這也是我們研究普通高中多樣化發展時對學校理解的重要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