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虛構的“美麗新世界”係統地踐行著優生學和劣生學，二者並行不悖。優質卵細胞放在一組瓶子中，與同樣優質的**結合，並在胚胎期給予最好的照顧，最後倒出胚胎瓶，成為一個個β人、α人，甚至增α人。而更多的劣質卵細胞則放在另一組瓶子中，與同樣劣質的**結合，經波氏程序處理（1個卵子最多能生產出96個孿生子），在胚胎瓶中用酒精或其他蛋白質類毒物浸泡，最後倒出胚胎瓶的生物，隻能說是個“類人物”，但是他們可以承擔非技術性工作。經過適當馴化，這些“類人物”可以享受免費而頻繁的**，這種免費的娛樂令他們上癮，每日消費定量索瑪則強化了他們乖乖仔的行為模式。如此一來，就可以指望他們不會給優質人群製造麻煩了。
但在二十世紀下半葉，我們還不能對人類的繁衍做任何係統性的幹預。隻不過，目前隨意、不經控製的繁衍模式，不僅使這個星球人口膨脹，而且似乎還“確保”了這巨量人口的質量較為低劣（從生物學的角度上說）。在過去的壞日子裏，任何一個小孩，隻要有或大或小的基因缺陷，都很難存活；而今天，由於衛生條件的改善、現代化的藥物學以及社會良知的決心，絕大部分有基因缺陷的小孩都能長大成人，並能繁衍，使其基因缺陷擴散。按此趨勢，醫學每有進步，受基因缺陷詛咒的人群存活率亦隨之增長。
盡管新奇藥物不斷產生，醫療手段不斷改進——其實，從某種程度上說，正因為這些原因——大眾的體質卻不僅沒有任何增強，甚至還在惡化。隨著體質的下降，人類的平均智商也很可能隨之下降。其實，某些主管當局確信，這種下降的趨勢已經發生，並且將持續發展。謝爾登(1)有言：“政策環境是軟弱的、不作為的，因此人類最好的血統正隨意與較差的血統（它們方方麵麵都比最好的血統低劣）混雜……在學術圈子裏，目前流行向學生傳授如下觀點：擔憂不同血統出生率的異動是毫無事實根據的，所有這些人口的問題其實不過是經濟、教育、宗教、文化或其他什麽東西在作怪罷了。這種樂觀像極了波利安娜(2)。但是，錯誤的生殖方式才是根本原因，它是要從生物學角度去探討的。”他還補充說：“1916年，推孟(3)嚐試將美國人的平均智商定為100，但自此之後，沒有人知道這個國家民眾的平均智商降低了多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