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近代是個危機時代。一般認為，這一危機的實質是國家的弱貧。因此，如何使國家迅速富強，成為困擾近代知識分子的思想主題。直到今天，仍有相當一批國人，把“錢”和“力”當作衡量國家發展的最重要甚至是全部的指標。這一觀念的影響之深遠，由此可見。美國學者本雅明·史華慈的《尋求富強：嚴複與西方》是較早討論這一主題的著作。此書指出，近代中國知識分子把國家富強當作最終目標，包括他們對自由、民主、人的尊嚴這樣一些根本價值的思考，都未脫離這個大前提。它導致的一個結果是，自由、民主和人的尊嚴淪落為實現國家利益的手段。
不過，在“富強”這樣一些功利性的目標之外，諸如“人生意義”之類“迂闊”的問題在中國近代思想史上是否還存在，又處於何種地位？
張灝先生的《危機中的中國知識分子：尋求秩序與意義》就是回答這個問題的。這本書並未把史華慈的著作當作主要對話對象，但書名卻很巧合地與史華慈的作品形成了一種對話關係——中國近代知識分子到底在尋求什麽？“富強”還是“意義”？答案當然不會是非此即彼，二者是完全可以兼容的。然而，由於人們過多地把目光投向前者，導致後者在曆史畫卷中被淡化處理，似乎它們最多也不過是遠方那一抹即將沉沒的晚霞。這使得我們認為，近代國人似乎隻忙於應付國家層麵上的物質性危機，不再關注每個人的內在意義。
這當然不合事實。馬克斯·韋伯曾說：“人是搭掛在自己所編織的意義網絡之上的動物。”衣食住行固是人們生活的主要內容，但如何穿衣吃飯，卻各自不同，實際有賴於人們賦予這個物質世界以何種意義。中華文化有著一套獨特的解釋世界的方式，用張灝先生的話說，這是一套獨特的“宇宙認知圖式”。但是，近代以來，此一圖式受到西方文化的劇烈衝擊，最終導致了傳統意義係統的崩潰。張先生援用晚清四川一位士大夫宋育仁的事例，生動描述了這一崩潰剛開始發生時的一幕：宋育仁特別批判西洋的天文學知識，以為“如彼學所雲，則一部《周易》全無是處”，中國聖人也成為“無知妄人”，整個文化被釜底抽薪，尚有何存在的價值？一點天文學知識何以會在宋育仁的心中引發這樣強烈的衝擊力，今人可能難以想象，但也恰好給人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人感悟到意義世界的坍陷，對彼時的中國讀書人來說，究竟意味著什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