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以來，國人聽熟了許多大話空話，言高言遠，深不可測，邈不可及，近年則頗有提倡“常識”的聲音，必要而且重要。不過很多作者所說的“常識”，主要從西學中汲取營養，我則想把它放入中國思想傳統中理解。
常識二字，重點在“常”，其意是平常、日常。故所謂常識，即人生日用的平凡道理。因為“常”，所以平白易簡，不怪誕、不虛妄，可以坐而言，即能起而行。這麽說並不意味它不追求高遠，而是說其高遠要建立在卑近之上，孔子雲“下學而上達”，子夏雲“切問而近思”，皆是此意。而“中庸”的“庸”，按朱子的注釋，也就是“平常”二字。
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中國思想傳統的一個特質，就是對人間事業的肯定。用今日流行的術語說，便是“世俗化”。世俗化不是否定神聖的、超越的彼岸世界，但多數中國思想家認為，彼岸和此岸並非天懸地隔，更不能為了追求彼岸世界而否棄此岸世界；相反，由此入彼，有時正要通過對此岸世界的肯定來完成。佛教是個很好的例子，這個以涅槃為目標的觀念係統，最終發展出一套“挑水擔柴無非道”的思想性格，在出家形式下肯定了在家價值，隻可說是“中國的”。我這樣說不是要壓縮中國思想的時空複雜性，但從比較思想史視野看，在世界諸大文化中，世俗化在中國體現得最為突出，應是成立的。許多西方學者認為，在幾個世界性的思想係統中，中國思想的超越性最為薄弱。這當然是誤解（此一問題的答案其實和我們怎麽界定“超越性”有關），但這個觀察也從另一側麵展現出中國文化的世俗化性質。
中國思想的世俗化態度也和一個認知取向有關：中國哲人似乎不願把道理高高抽離出語境之外，給它一個形式化的解釋，而是要在現象和義理間維持一種若即若離的關係：沒有一定程度的抽離，顯然無法達致一個具有普遍意義的結論；但要為普遍性而犧牲具體感和特殊感，也非中國學人所欲為。清人章學誠說“古人未嚐離事而言理”，正好和西人注重形式化的思維習慣成為對比。這種取向有其負麵影響，和西學比較起來，中國傳統學問的係統性和邏輯性都相對稀薄；但它也使得我們能對義理保持一種活生生的銳敏感受力，包括對其所適用的邊界存有一份清醒認識，不至於把一種觀念看作衡量世間萬事的唯一尺度。中國思想具有極強的包容性，便是這種取向的體現。相反，若把思想係統的嚴整度看作唯一指標，勢必以喪失生活彈性為代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