治史重在察勢。何謂“勢”？舉兩例以明之。一是餘英時先生接受香港電台采訪，用下圍棋做比喻，講做學問的道理：治學離不開分析和判斷，二者缺一不可。分析是細部的，判斷則針對大局，然這大局卻非一個個細節計算相加的總和，不在於一城一池的得失，而在總體的把握。另一個例子是蒙文通先生說的：觀史“須從波瀾壯闊處著眼”，好比萬裏長江，浩瀚不息，可是有“幾個大轉折處”，抓住這幾處，就能將長江說個“大概”。餘先生的比喻重在格局，蒙先生的比喻更凸顯變動一麵。對曆史大勢的判斷便奠立在這兩方麵。
古人用“勢”這個字，還有另一項意思。先秦思想家慎到首揭“勢”的重要性，後被韓非闡發，以為“明主”治國的主要原理就是“任其勢”。此“勢”指“權位”而言。韓非說，“勢”乃人主“勝眾之資”。無有高位和權柄，即使道德高潔若堯舜夷齊，亦不能立功遂業。為此，他引用慎到的一個比喻：“飛龍乘雲，騰蛇遊霧，雲罷霧霽，而龍蛇與蚓蟻同矣，則失其所乘也。”權勢之於人，猶如雲霧之於龍蛇，一旦丟失，不過小爬蟲一個。故而重要的不是一個人的內在品質如何，而是所借助的外在資本是否豐厚。
這兩種“勢”都有超乎個人之上、使人難以抗拒的力量，卻不能混為一談。後一種“勢”作用於我們，每是直接的、現實的；但也是暫時的，形勢一變，即隨雨打風吹去。前一種“勢”則必須放寬眼界，在高處遠處才看得清，觀察者絕不可為一時一地的得失所蔽——但也不是置之不理。從有限時空看，權位力量之強，有時氣焰衝天，似可把整個世界化為灰燼，但曆史帷幕落下，再度拉開，勝利者卻往往是那些當初看來細小、沉默的力量：他們的確不夠強大，卻不肯放棄成長。曾國藩說：社會風俗之厚薄，全係乎“一二人之心之所向”。舉世滔滔如晦，唯有一二人心獨明，豈非渺茫到可以忽略不顧？可是，有此一二人守望理想，便為世界留下一二典型。人心思善，取則不遠，觀此典型，即知所趨歸。積簡成巨，蔚為大觀。故曾國藩此論，並非大言欺世，而是一位能思能行的讀書人處世的心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