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雲沒有想錯。1941年春天，譚友林確實到了延安。在這之前，譚友林一直在豫東大地上與敵人廝殺。隻有躺進延安的窯洞裏，身心疲憊的譚友林才真正鬆弛下來。
譚友林後來用兩句話概括延安的生活：白天搞運動，晚上想戰友。至於想哪些戰友，譚友林沒有明說。他不願意把內心兒女情長的秘密向人展示，也不想讓沙市碼頭的吻別分散他參加生產運動和整風運動的精力。
譚友林一直認為，生產運動與整風運動，是孕育延安精神的母體，是中共光輝曆史彩練上兩顆璀璨絢爛的明珠。生產運動為延安人強筋壯骨，整風運動為延安人堅定方向。譚友林有幸成為兩大運動的親曆者。
1938年10月，日軍占領武漢，抗日戰爭轉入戰略相持階段。侵華日軍以其主要力量，對我各個抗日根據地進行瘋狂“掃**”，同時對國民黨實行分化誘降。受此影響，1939年1月，國民黨五中全會製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政策。會後頒布了《異黨問題處理辦法》、《陝甘兩省防止異黨活動聯絡辦法》等反共文件。同年11月，國民黨六中全會又把“政治限共為主”改為“軍事限共為主”。這時候國民黨即將掀起的第二次反共**，已經箭在弦上。
為配合其反共政策需要，國民黨加強對各個敵後抗日根據地的軍事封鎖，其中包圍陝甘寧邊區的兵力即達30多萬。蔣介石還發出進攻八路軍、新四軍的密令，蓄意製造反共摩擦。僅1939年至1940年，國民黨軍隊在陝甘寧邊區挑起的摩擦事件就達幾十起。1941年“皖南事變”之後，國民政府停發了八路軍的全部軍餉，陝甘寧邊區的財政經濟陷入極度困難的境地。1941年邊區財政虧空高達567．2萬餘元。
60多年後的秋天，譚友林同幾位在301醫院住院的老戰友回憶這段曆史時，曾異口同聲地認為：生產運動是被蔣介石“困死延安”的陰謀逼出來的；整風運動是被脫離實事求是的教條主義逼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