邊塞詩詞，古已有之。中國文學史上燦若星漢的優秀邊塞詩篇，足以讓中華民族優秀兒女為之熱血沸騰，赴死報國。受中華邊塞詩詞的啟發，李宣化於1982年提出新時期戍邊文化的概念，並在戍邊實踐中逐漸形成體係。
戍邊文化的提出，豐富了傳統邊塞文化的內涵，拓展了當代邊塞文化的外延。戍邊文化成為巍巍昆侖的一麵旌旗，成為莽莽沙原的一麵戰鼓，成為響徹西北軍營的主旋律，展現了西陲軍人的戍邊情懷，謳歌了西陲軍人的壯美人生。
戍邊文化概念的提出不是偶然的。1981年喀什“10·30”事件發生時，我同程啟瑞、王慶興三人組成的工作組正在駐疏勒縣某團蹲點。因事發突然，烏魯木齊軍區來不及派人，李宣化主任指定我們工作組立即參與南疆軍區處置騷亂工作，重要情況隨時向軍區報告。
事件平息後，工作組又根據李主任的要求，到駐喀什、疏勒、莎車、和田等地的部隊座談，了解官兵思想動態。一路下來，發現多數幹部戰士對新疆前途深為憂慮，對新疆少數民族信賴不夠，不少同誌有調回內地或解甲歸田的想法。部隊思想不穩定，心頭疙瘩解不開，思想政治教育顯得蒼白無力。
找不到開啟官兵心頭悶鎖的鑰匙，我們三個人感到壓力很大。程啟瑞是複旦大學新聞係的高才生，王慶興是北京大學中文係的研究生，兩人又都研究過西域戍邊史，對這方麵的曆史掌故比較熟悉。於是大家商定，由程啟瑞給部隊做一次報告，聯係當前新疆形勢，介紹曆代戍邊典故，解析邊塞詩詞名篇，幹部戰士聽得興味盎然，很受啟發。
回到烏魯木齊，李主任聽了我們匯報後高興地說：“看來還得講戍邊文化呀！”自此，戍邊文化成為新疆部隊思想政治教育的主線。
圍繞戍邊文化這條主線，在宣傳部總結“愛袓國、愛新疆、愛各族人民”的主題教育經驗、編纂曆代邊塞詩抄和曆代戍邊人物故事的基礎上，1982年4月初，李宣化親自帶工作組在八師二十三團蹲點，進一步梳理“三愛”教育經驗，並在東疆軍區召開“三愛”教育座談會，譚友林政委到會講話。會後李主任又組織編寫了兩本“三愛”教材。30年過去了，這批教材仍然在新疆部隊政治教育中發揮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