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穎超緣何關心譚友林的婚事，而且譚友林後來與她的幹女兒結為伉儷？這還得從譚友林到中央黨校學習說起。
1936年10月，紅軍三大主力會師後，即於11月16日至22日，在甘肅、寧夏交界的山城堡全殲國民黨軍一個旅又兩個團。23日，紅軍在山城堡舉行三個方麵軍團以上幹部慶祝大會，朱德總司令宣告長征勝利結束。
長征的勝利，高揚中國共產黨抗日救亡的旗幟，激發了全民族救亡圖存的愛國熱情，實際推動了“西安事變”的發生與和平解決，開創了中國革命的新局麵。蔣介石在無可奈何的掙紮中，被迫答應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第二次國共合作的局麵開始形成。
中共中央審時度勢，利用休養生息的短暫機會，實行"藏龍臥虎"策略，選調紅軍骨幹入校學習，為日後發展抗日武裝儲備力量。
曆史把機遇又一次給了敢於擔當的年輕師政委。正在保安中央紅軍大學學習的譚友林，經周恩來批準，先到西安治傷，後由賀龍、關向應推薦，被李富舂派往鄂西重建地下黨組織。
譚友林在沙市身份暴露後回到武漢，主持中共中央長江局工作的周恩來聽了譚友林關於鄂西黨建的情況匯報，指示他隨彭雪楓北上豫東，聯係吳芝圃等同誌，開展敵後抗日遊擊戰爭。
譚友林沒有辜負黨組織的重托。在豫東兩年半期間，他同彭雪楓等人深入農村，積聚力量，壯大隊伍。到1939年11月，由豫皖蘇邊區新四軍遊擊支隊整編的新四軍第6支隊，已從原來不到400人的小股武裝，發展成為17000餘人的遊擊兵團。
新四軍6支隊整編為八路軍第4縱隊後，譚友林雖已改任4縱6旅旅長、旅黨委書記，黨中央仍批準譚友林作為新四軍遊擊支隊4名"七大”代表中的唯一代表，前往延安參加會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