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個分歧表現在如何實施“大西洋第一”的戰略上。源於傳統，英國執行的是一條“間接戰略”，即以海軍為基礎，對德意施行經濟和交通封鎖，同時進行戰略轟炸、小規模的襲擾和支持占領區的破壞顛覆活動，以此消耗敵方力量和蠶食敵人的勢力範圍，最終拖垮敵人而取得勝利或為最終的大陸反攻創造前提條件。而美國主張的是“直接戰略”，即以強大的工業生產力和人力為基礎，用軍隊直搗敵人的心髒，與之進行麵對麵的決戰，依靠壓倒性的力量取勝。這種戰略上的分歧，在英美兩國的軍事戰略對話中一直存在，並成為雙方戰略分歧的根源。丘吉爾本人對英美在這種戰略上的不同理解作了以下剖析：
在軍事領域和在商務或生產領域裏，美國人的思想自然傾向明確的、全盤的、合乎邏輯的最大規模的結論上。他們的實際思想和行動就建立在這些結論之上。他們覺得一旦把基礎按照真實和廣泛的方針做成了計劃，所有其他階段將會自然地，而且幾乎是不可避免地跟著來到。英國人的思想卻與此很不相同。我們並不認為合乎邏輯而又明確的原則對於在迅速變化和不可限定的形勢下所應做的事情來說，一定就是唯一的鎖鑰。特別是在戰爭時，我們更加重視隨機應變和臨時安排，我們企圖按照正在展開的事件去生存和製勝，而不渴望常以一些基本決定來支配事件。關於這兩種意見，有很多爭辯的餘地。分歧之處在於著重之點，但這是根深蒂固的。[6]
比較而言，英方在大西洋會晤之前作了較為充分的準備。7月31日，參謀長委員會起草了一份名為《總體戰略評估》（General Strategy Review）的報告，在8月10日提交給了美方，打算以此作為第二天同美方磋商軍事問題的基礎。
報告指出，目前的戰略形勢是：德國揮師西班牙將導致直布羅陀基地失守，占領加那利群島成為大勢所趨；有必要在法屬摩洛哥和法屬西非部署軍隊，但英國麵臨入侵的威脅，無力作出此部署；失去中東將是災難性的，保住中東將主要有賴於美國的協助；新加坡對於遠東的行動來說是至關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