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錦熙先生的《國語四千年來變化潮流圖》是這一中國轉型之初的重要成果。美國費城，因有《獨立宣言》發布地的殊榮，故在1926年即開國一百五十年紀念之際而舉辦世界博覽會。黎錦熙先生受中華教育改進社囑托，創編了中英文對照的《國語四千年來變化潮流圖》，作為中國教育展品之一，送往在美國費城舉辦的世界博覽會，榮獲獎章、獎狀。黎先生的《潮流圖》，在繪製時得到了趙元任、錢玄同、劉半農等先生的參與校訂。在某種意義上，這是一個古老文化向新大陸精心準備的禮品，也是借新人的眼光梳理自家家底的產物。
這是一件值得稱道的禮物。時至今日，無論是收禮的西方還是送禮的中國，對這一作品的意義仍不甚明了，但中國語言文字、文體文學四千年的來龍去脈有了一目了然的景觀，黎先生取法山川河流來比附我們的母語演化，如此形象和簡明，幾乎空前絕後，後來的中國文學史、漢語史與之相比，基本大同小異，而在形象和簡明上，多有不及。類比同時代受西人影響的哲學史（如胡適等人的作品）、曆史（如顧頡剛等人的作品），黎先生的作品反而少了一些“民族虛無主義”。
從胡適以降，留學歸來的知識人跟國內知識界結合，爭到了以西學整理自家文化的地位，在整理“國故”的名義下，中國文化的整體性被割裂了。這些新文化運動的發起者和傳人確實有起點即高標的業績，有中西兼備的視野，有開拓之功；但後來者不肖，因為自己的淺陋無知而仰視民國知識人，對其缺陷、短板幾無所知。
其實，就在當時，有識之士一再提醒，中西文化的交流要有文化主體性，如陳寅恪說：“真能於思想上自成係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麵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說，一方麵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隨後不久，王新命等人哀歎：“中國在文化的領域中是消失了；中國政治的形態、社會的組織和思想的內容與形式，已經失去它的特征。由這沒有特征的政治、社會和思想所化育的人民，也漸漸地不能算得中國人。所有我們可以肯定地說：從文化的領域去展望，現代世界裏麵固然已經沒有了中國，中國的領土裏麵也幾乎已經沒有了中國人。”新文化運動以現代性的名義，一度坐實了中國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性質和命運，封建專製文化的判詞使得古典文化在國人心中多是值得懷疑、批判、解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