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實，按照切實的身份來論，劉虞雖是皇親，但其人也是以《五經》而入仕的名士，他和劉儉一樣，既算是士族，也算是皇親，屬於一半一半。
他站在帝王的一麵沒錯，站在士族一麵也沒錯。
但最終，劉虞還是選擇了漢室。
縱然身上有士族的標簽，但劉虞自幼所受家族熏陶秉承的，還是他光武直係後人的身份。
放眼整個大漢朝的漢室宗親之中，似他這般根正苗紅的宗親也已經是非常之少了。
其實劉儉適才所做的分析，劉虞心中雖也知道，但若要興學於世，特別是興學於民，這一點著實是非常困難的。
二人就著這個話題繼續深談，談的都忘記了時辰，甚至連晚食左宴都忘記了。
很顯然，有些方麵，他們兩個人有著共同的議論點。
談話中，兩個人重點談及了幾個方麵。
在劉虞看來，廣開民智需要有三大難關攻克。
一是民食。
學習的基礎是吃飽穿暖，隻有那些穩定住了當下階層生活的人，才會更有心思向上拓展更近一步。
這也是為什麽在漢末時期，一心想要奔著上級階層的人大多是沒有經學傳家的豪富寒門！
不過是因為寒門已經解決了生活最基本的需求，現有的生活支撐他們可以去拓展更高的生存目標。
二是傳播方式。
且不說當下主要學識被豪門壟斷，就算是學術沒有被閥閱壟斷，若僅以手抄的方式來進行書籍的傳承，效率低且容易出錯，根本無法做到大麵積的學識普及，這一點是客觀上存在的巨大問題。
三是教育體係。
除了雒陽的太學有一套精準的教育流程，以及太學中五經十四博士皆為專業教師（鴻都學門不算，隻能算藝校），地方私學中的“精舍”“精廬”都是當地名士在治學之餘，為了發揚自己的學術名望，同時並擴大本門的聲望而創辦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