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特別是上個世紀七十年代以來，當代國際史學主要是西方史學發生了重大的變化，美國曆史學家伊格爾斯指出：“在20世紀最後三分之一期間，曆史研究的重點繼續是從分析的社會科學轉移到更加強調文化因素的方麵。”伊氏所說的，正是西方新文化史在當代的興起與發展。
是的，在當今西方學界，正如當代西方新文化史“旗手”之一的彼得·伯克所言，它還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流行過。在新文化史琳琅滿目的背後，不由得令人感歎“還有什麽不是文化”嗎，甚至可以發出克羅齊式的“一切曆史都是文化史”的驚世之言。
當代史學向文化史的轉向，不是無源之水、無本之木。在時代變遷和社會進步的推動下，史學內部的諸多元素與時俱進且相互作用，不斷促進史學的發展，也促進了當代西方新文化史的興旺發達。
從曆時性的角度來看。由近溯遠，當代西方新文化史的出現，有其曆史的淵源關係。在西方史學史上，近現代自伏爾泰、基佐、布克哈特至赫伊津哈等史家的“古典文化史”的研究，自然與當代新文化史有著密切的關聯，如彼得·伯克、羅伯特·達恩頓等新文化史名家對上述他們前輩的研究成果都十分注重，並持讚賞的態度。倘由此上溯，當今的西方新文化史不也是古希臘時代的希羅多德奠定的社會文化史範型的一種遙遠的回響嗎？
從共時性來看。當代西方新文化的興起也與其時的社會思潮、文化走勢與史學取向等休戚相關。比如，20世紀70年代前後的後現代主義思潮的泛濫、西方馬克思主義史學觀念的風行以及曆史學的跨學科發展趨勢等等，上述諸多因素，相互影響，互相呼應，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於是就支撐與促進了新文化史的方興未艾，那就是如李劍鳴教授所說的那樣：“重視曆史中的下層階級和邊緣群體，關注普通人的日常生活，從曆史的複雜性和多樣性著眼，描繪過去世界豐富多彩的畫麵。”果如是，在他們筆下的英國勞工、山區村民、學徒工匠、磨坊主人等眾多栩栩如生的人物，不就構成了一種風生水起的和令人稱羨的文化景觀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