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謂史學意識，從一般的意義上說，它是人們（尤其是史學家們）對史家的活動和思想、史書的撰寫及其與社會的關係，以及對這些活動、思想、撰述、關係等方麵的曆史過程與經驗積累的認識和評價。
史學的發展，不僅僅表現在史家對於曆史的認識，還表現在史家對於史學的認識。這種對於史學的認識，也有一個不斷發展的過程。從春秋、戰國之際到秦漢時期，中國史學上已經滋長了明確的史學意識，並進而演變為自覺的史學發展意識。反映這一過程的史書主要是《春秋》、《左傳》和《史記》。
《春秋》在史學意識上的突出表現，一是“屬辭比事”，二是用例的思想。《禮記·經解》說：“屬辭比事，《春秋》教也。”“屬辭比事而不亂，則深於《春秋》者也。”所謂“比事”，是按年、四時、月、日順序排比史事，是編年紀事的概括性說法。“屬辭”，是指在表述史事時講求遣詞造句，注重文辭的錘煉。“不亂”，除了編年紀事這種體裁之外，還包含了“屬辭”中用例的思想。《左傳》稱讚《春秋》說：“《春秋》之稱，微而顯，誌而晦，婉而成章，盡而不汙。”[8]司馬遷評論孔子作《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讚一辭。”[9]這些都說明孔子在“屬辭比事”和用例上的嚴格要求。《春秋》的“屬辭”和用例，不隻是形式上的要求，它還突出地反映出孔子對於“義”（褒貶之義）即曆史評價的重視[10]。孔子以前，已有一些史官善於指陳曆史形勢，對曆史發展趨勢作出判斷；對所記史事作出評論，顯示出相當深刻的曆史見解。但在史學上明確提出“義”的要求，孔子是最早的，這對後來史學的發展產生了極其深刻的影響。孔子還稱讚晉國史官董狐書法不隱的精神，說他是“古之良史”[11]。孔子又提出尊重曆史文獻的認識，他說：“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12]論證前朝的製度，不能不以曆史文獻為根據，這是孔子提出來的史學上的一個基本原則。從《春秋》和孔子的這些言論來看，可以認為，孔子是中國史學上第一位有明確的史學意識的史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