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遼金時期（916—1279），中國史學的發展進入到一個新的階段。這個階段史學的主要特點，是史家的曆史意識與史學意識更加趨於深化。其主要標誌是憂患意識、會通意識、史學批評意識和曆史認同意識都有明顯的表現與發展。兩宋史家的憂患意識在通史撰述、本朝史撰述、史論撰述等方麵均有深刻的反映。會通意識主要反映在通史撰述方麵，出現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和鄭樵的《通誌》兩部名作。由《資治通鑒》而又孳生出綱目體和紀事本末體史書，朱熹《資治通鑒綱目》和袁樞《通鑒紀事本末》是這方麵很有影響的成果。對當世社會曆史問題的關注，是這個時期史學活動的突出特點之一，李燾的《續資治通鑒長編》、李心傳的《建炎以來係年要錄》、徐夢莘的《三朝北盟會編》是這方麵的巨製。史家對前朝史的改作和撰寫，有《新唐書》、《舊五代史》、《新五代史》三部“正史”。會要體史書有了突出的發展，內容上既有關於前朝的，也有關於本朝的。由於民族關係的紛繁、地方經濟文化的進步和中外交通的發展，關於這方麵的著作也多了起來。這時期在曆史文獻學方麵的成就，不論在勘誤、考異、辨偽各項，在目錄書的成果上，還是在金石、考古領域，都有令人矚目的著作麵世。兩宋學人對史學批評有濃厚的興趣，史學家、思想家、目錄學家紛紛提出了一些有價值的史學批評的理論和方法，對推動史學和史學批評的發展產生了積極的影響。
遼金史學同兩宋史學有非常密切的聯係，它一方麵表現出自身的民族特點，另一方麵又鮮明地反映出對於多民族國家曆史的認同，是中國史學反映統一的多民族國家之曆史進程的重要組成部分。
關於西夏的史學，目前所知甚少，隻好暫付闕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