範曄對於自己所作的史論，十分自信。他自我評價說：
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即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讚於理近無所得，唯誌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嚐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
他還認為：“讚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合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1]一個史家，如此坦率而又如此自譽來評論本人的史記，在中國史學上實屬罕見。
範曄這裏提到的幾個問題是值得注意的。一是範曄在史學上明確地提出了“著述及評論”這樣的概念，把“著述”與“評論”並列地提出來，這是第一次，顯示出他對於“評論”的重視。二是作為皇朝史來說，《漢書》在當時“最有高名”，影響甚大，範曄著史撰論，都以其為參照，為“比方”。三是賈誼的《過秦論》是範曄心目中史論的典範，故以其自況。
近年來，關於範曄史論的研究，屢有論文麵世[2]，讀後頗多啟發。本文所論，或有異同，祈望讀者和同好予以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