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鄭樵的會通思想主要是在闡發和繼承司馬遷的“通古今之變”的思想傳統，是因為《通誌》也是紀傳體史書的話，那麽從曆史撰述內容著眼，分別對杜佑《通典》、司馬光《資治通鑒》的會通旨趣做出分析和評論，則由馬端臨完成。馬端臨以《文獻通考》這一巨著和他對《通典》《資治通鑒》的精辟評論，奠定了他在中國曆史編纂學史上的重要地位。
《通典》麵世後四百餘年、《資治通鑒》麵世後二百餘年，元初馬端臨於大德十一年（1307年）撰成《文獻通考》348卷，他在此書的序言中對《通典》《資治通鑒》二書，做了他那個時代的極好的比較和中肯的評論。馬端臨評論《資治通鑒》時這樣寫道：
《詩》《書》《春秋》之後，惟太史公號稱良史，作為紀、傳、書、表，紀、傳以述理亂興衰，八書以述典章經製，後之執筆操簡牘者，卒不易其體。然自班孟堅而後，斷代為史，無會通因仍之道，讀者病之。至司馬溫公作《通鑒》，取千三百餘年之事跡，十七史之紀述，萃為一書，然後學者開卷之餘，古今鹹在。然公之書詳於理亂興衰而略於典章經製，非公之智有所不逮也，編簡浩如煙埃，著述自有體要，其勢不能以兩得也。
竊嚐以為理亂興衰，不相因者也，晉之得國異乎漢，隋之喪邦殊乎唐，代各有史，自足以該一代之始終，無以參稽互察為也。典章經製，實相因者也。殷因夏，周因殷，繼周者之損益，百世可知，聖人蓋已預言之矣。爰自秦漢以至唐宋，禮樂兵刑之製，賦斂選舉之規，以至官名之更張，地理之沿革，雖其終不能以盡同，而其初亦不能以遽異。如漢之朝儀、官製，本秦規也；唐之府衛、租庸，本周製也。其變通張弛之故，非融會錯綜，原始要終而推尋之，固未易言也。其不相因者，猶有溫公之成書，而其本相因者，顧無其書，獨非後學之所宜究心乎！[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