縱觀奈格裏、哈特的理論邏輯，我們可以發現，他們的理論建構實際上是建立在對《大綱》，特別是其中的“機器論片斷”的當代解讀之上的。在他們看來，《大綱》構成了馬克思思想發展的頂峰，而其中的“機器論片斷”則構成了《大綱》的核心，是一篇聖經式的經典文本。隻有從這一手稿出發，才能找到超越當代資本主義的可行途徑。然而，在不同時期的著作中，他們的解讀重心又有所不同：在《〈大綱〉：超越馬克思的馬克思》中，奈格裏主要通過對馬克思關於機器大生產時代“勞動與生產過程分離”的論述，建構起了勞動與資本徹底對立的自治主義理論，實現了由勞動與資本的辯證對立到自治對抗的邏輯轉變；而在《帝國》和《大眾》等著作中，他們主要通過對“一般智力”和“自由時間論”的批判性解讀，實現了由物質勞動到非物質勞動的轉變，建構起了以生命政治為核心的大眾哲學。在這裏，為了厘清二者的內在差異，我們將圍繞它們展開細致分析。
在“機器論片斷”中，馬克思指出，隨著資本主義生產的進一步發展，資本主義的勞動資料必然會發展為自動的機器體係，它是“固定資本的最適當的形式”，也是“資本一般的最適當的形式”[4]。一旦資本主義達到了自動化生產階段，一種新的勞動和奴役形式也就開始了。在工場手工業中，雖然工人被固定在某個單一操作中，但它畢竟表現為工人使用工具進行勞動的過程。此時，勞動是“作為支配生產過程的統一體而囊括”[5]整個生產過程，前者與後者是內在同一的。然而，在現代機器大生產中，“生產過程已不再是這種意義上的勞動過程了”[6]。“勞動表現為不再像以前那樣被包括在生產過程中，相反地，表現為人以生產過程的監督者和調節者的身分同生產過程本身發生關係……工人不再是生產過程的主要作用者，而是站在生產過程的旁邊。”[7]在機器生產中，勞動過程不僅在社會形式上已淪為價值增殖的一個環節，而且在物質形式上也已經喪失了對整個生產過程的支配性，淪為生產過程的一部分。“由於勞動資料轉變為機器體係，由於活勞動轉變為這個機器體係的單純的活的附件，轉變為機器運轉的手段，勞動過程便隻是作為資本價值增殖過程的一個環節而被包括進來，這一點從物質方麵來看，也被肯定了。”[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