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當29歲的解縉被貶為河州衛吏時，他不知道，自己從南京千裏迢迢抵達大西北的甘肅河州，不僅僅是一個明朝官員仕途失意的個案，從文化角度來考察，其實也是中原儒家文明對這個有著“河湟重鎮”之稱的曆史名郡一次不期而遇的觀照或者說洗禮。
洪武三十一年（1398年）是個動**不安的年頭。這一年，明太祖朱元璋逝世，皇太孫朱允炆即帝位。正在江西吉水老家閉門思過的解縉聞訊，急匆匆進京吊喪。這個帝國問題官員突如其來的舉動毫無疑問讓新帝有些難堪。因為就在八年之前，因解縉在仕途上急躁冒進，帝國高層們紛紛在朱元璋麵前告他的狀，朱這才讓其回吉水閉門思過。或許朱元璋想用十年時間，讓解縉學會修身養性，少安毋躁。但這一回，十年時間未滿，解縉就私自返京。曾經受其攻擊的禦史袁泰乘機向新帝進讒言，終於導致解縉被外放到西北邊地做一名小官，由此，解縉命中注定要遭遇河州。
毫無疑問，當時的河州顯然藐視了解縉的抵達。解縉初到河州的心情，在他寫的一首詩裏泄露無遺：“隴樹秦雲萬裏秋，思親獨上鎮邊樓，幾年不見南來雁，真個河州天盡頭。”“鎮邊樓”，即河州城北城樓，因城樓北簷掛有“鎮邊”的匾額，故稱“鎮邊樓”。這首詩字裏行間，體現了一個江南才子乍離故土，遭遇西北邊地如此粗獷無邊的塞外景致，一時間心理不適所產生的恐懼與抱怨。河州與江南到底有多遠啊，幾年時間都看不見南來飛雁，說明雁子飛斷翅膀也到不了這裏，細究起來，這地方真可謂天盡頭了。
其實，解縉不知道，與小橋流水人家的江南相比，河州又大氣得可以。它是大禹治水的極地。《尚書·禹貢》記載，大禹治水，“導河自積石，至龍門，入於滄海”。河州曾幾度被洪水衝刷，但多少次推倒重建，依舊將自己站成了河湟重鎮。仿佛它要告訴世界，有夢的地方就有家園。而曆史人物大禹等人的足跡，也因了這種信念，遍布在這塊七千九百多平方公裏的土地上；同時，與鮮有戰事、繁花似錦的江南相比，河州又似個爭強好勝、從不服輸的漢子，雄性地存在於西北邊地。它既是重要的軍事要塞，也是連接中原與西域文明的一大驛站。應該說河州是豪邁的，也是包容的。曾是絲綢之路上的“茶馬互市”，黃土高原與青藏高原、農區與牧區、中原與諸蕃之間，不同區域人等不同的生活方式、生活理念在這裏並行不悖。當解縉靜下心來時發現，他在河州所目擊和體察到的，實在是其江南故土所給予不了的，也是他在南京這個純政治都城從未接觸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