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代漢語常用詞是五萬多，與之地位相當的《牛津簡明英語詞典》有條目24萬；據說英語詞匯已經接近一百萬個，而老牌的或原生的漢字有八萬多個。普通人掌握三千漢字就可以混世界，要掌握英語，沒有一萬左右的詞匯量幾乎難以進行交流。英語的霸氣、豐富可見一斑，它對世界的形容、觀察和表達確實要精細得多，它理所當然地成為今天的世界性語言，但是，我們從詞語的膨脹殖民中可見，神聖的通天塔確實無人建造，人類正如流星在宇宙間漂移。德爾斐的神諭說過，凡事勿過度。我們文化的易象思維也認為，枝繁葉茂固然精彩，但若著相，就會忘記根本，離本根太遠。我們的漢語早就說過：“其出彌遠，其知彌少。”
或者這正是漢語言文字的使命。盡管它的活力不足，對人的救贖不足，對人類的責任義務承擔得不夠，但它仍有著最龐大規模的言說人口，尤其是它書契天地、伏藏天地精神，它有著以簡馭繁的天才，它與天地準，故能彌綸天地之道。它是人類原生文字仍興旺的“活化石”，它需要英語等語種來校正，它需要世界知識來加持激活，它需要鳳凰涅槃後的新生，需要從地方性知識中走出來，參與世界知識的演進。
公正地說，漢語的神聖性和力量並未失去，隻是在代代傳承中“花果飄零”，在少數人那裏生成，尚未成為更多人和現代大眾皈依的天命，但這少數人的獻祭足以使我們對漢語的未來懷抱信心。以潘光旦先生為例，他身世坎坷，晚年又遇到史無前例的文化革命，他自己總結命運，一生是四個S：surrender（投降）、submit（屈服）、survive（活命）、succumb （滅亡）。他臨死前想要一顆止痛片都不可能，在弟子費孝通的懷裏死去，讓費孝通哀歎“日夕旁伺，無力拯援，淒風慘雨，徒呼奈何”。但是，即使晚年命運如此悲慘，即使再也無望出版圖書，他仍翻譯了達爾文的巨著《人類的由來》，費孝通說自己的老師，“敝帚自珍，按他的習慣必定要親自把全稿整整齊齊地用中國的傳統款式分裝成冊，藏入一個紅木的書匣裏，擱在案頭。他養神的時候，就用手摸摸這個木匣，目半閉，洋洋自得，流露出一種知我者誰的神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