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次鄭欽悅辨大同古銘論
[唐]李吉甫[1]撰
天寶中，有商洛隱者任昇之，嚐貽右補闕鄭欽悅書，曰：“昇之白。頃退居商洛，久闕披陳，山林獨往，交親兩絕。意有所問，別日垂訪。昇之五代祖仕梁為太常。初仕南陽王帳下，於鍾山懸岸圮壙之中得古銘，不言姓氏。小篆文雲，‘龜言土，蓍言水，甸服黃鍾啟靈址。瘞在三上庚，墮遇七中巳，六千三百浹辰交，二九重三四百圮。’文雖剝落，仍且分明。大雨之後，才墮而獲。即梁武大同四年。數日，遇盂蘭大會[2]，從駕同泰寺。錄示史官姚?並諸學官，詳議數月，無能知者。筐笥之內，遺文尚在。足下學乃天生而知，計舍運籌而會，前賢所不及，近古所未聞。願采其旨要，會其歸趣，著之遺簡，以成先祖之誌，深所望焉。樂安任昇之白。”
數日，欽悅即複書曰：“使至，忽辱簡翰，用浣襟懷。不遺舊情，俯見推訪。又示以大同古銘。前賢未達，仆非遠識，安敢輕言，良增懷愧也。屬在途路，無所披求，據鞍運思，頗有所得。發壙者未知誰氏之子，卜宅者實為絕代之賢，藏往知來，有若指掌，契終論始，不差錙銖，隗炤[3]之預識龔使，無以過也。不說葬者之歲月，先識圮時之日辰，以圮之日，卻求初兆，事可知矣。姚史官亦為當世達識，複與諸儒詳之，沉吟月餘，竟不知其指趣，豈止於是哉。原卜者之意，隱其事，微其言，當待仆為龔使耳。不然，何忽見顧訪也？謹稽諸曆術，測以微詞，試一探言，庶會微旨。當梁武帝大同四年，歲次戊午。言‘甸服’者，五百也；‘黃鍾’者，十一也。五百一十一年而圮。從大同四年，上求五百一十一年，得漢光武帝建武四年戊子歲也。‘三上庚’，三月上旬之庚也。其年三月辛巳朔，十日得庚寅，是三月初葬於鍾山也。‘七中巳’，乃七月戊午朔，十二日得己巳，是初圮墮之日，是日己巳可知矣。‘浹辰’，十二也。從建武四年三月至大同四年七月，總六千三百一十二月，每月一交，故雲‘六千三百浹辰交’也。‘二九’為十八，‘重三’為六。末言‘四百’，則六為千，十八為萬可知。從建武四年三月十日庚寅初葬，至大同四年七月十二日己巳初圮，計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日，故雲‘二九重三四百圮’也。其所言者，但說年月日數耳。據年，則五百一十一，會於甸服黃鍾；言月，則六千三百一十二，會於六千三百浹辰交；論日，則一十八萬六千四百，會於二九重三四百圮。從三上庚至於七中巳，據曆計之，無所差也。所言年則月日，但差一數，則不相照會矣。原卜者之意，當待仆言之。吾子之問，契使然也。從吏已久，藝業荒蕪，古人之意，複難遠測。足下更詢能者，時報焉。使還，不代。鄭欽悅白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