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過在辛亥革命前夕的中國，這種浸透了革命崇拜的政治輿論的形成也並非一帆風順。當時在革命派的側畔，曾活躍著一股政治能量相當可觀的改良派（或立憲派）勢力，他們竭力反對在中國實施法國式的革命。兩派的政見分歧演成一場曠日持久的大論戰，由於革命派最終取得了論戰的徹底勝利，因而來自改良派的挑戰反而有力地促成了20世紀中國革命崇拜的形成。
具體說來，革命派和改良派的衝突是從1902年康有為發表《答南北美洲諸華商論中國隻可行立憲不可行革命書》開始的。康有為在此文中首次公開提出反對共和革命、主張君主立憲，並通過渲染法國革命的恐怖與流血來支持自己的論點和恫嚇革命派。[1]而興中會的機關報《中國日報》當即就予以批判，接著又有章太炎發表《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予以係統的批駁。1903年10月，康有為命其追隨者徐勤在香港發刊《商報》，“大倡保皇扶滿主義”，《中國日報》又“對其痛下攻擊”，雙方就保皇和革命展開激烈論戰，而在這個時期相繼出版的《世界公益報》、《廣東報》、《有所謂報》、《東方報》、《少年報》等也加盟到《中國日報》方麵，使革命派迅速取得言論界的優勢。[2]革命派在辯論中，同樣以法國大革命為參照，認為這種革命是當時中國的唯一出路。如1904年3月18日《中國日報》有署名“橫行”者著文稱：“中國今日之政體，非一人專製政體，乃貴族專製之政體也”；貴族王公，自恃高貴，且自用其愚，以保其世襲弗替之富貴，把持庶政，杜絕民權，“苟有倡民權民族主義者，鋤而去之，盡情羅織。羅馬、希臘之滅亡，法蘭西之革命，皆此等政體之所致。故予謂中國民族勢力澎漲，若待立憲，必無如願之一日也”。[3]章太炎在其《駁康有為論革命書》中也指出法蘭西式的革命，是人類曆史發展的偉大推動力：“人類之壓動力何？革命是已。……法國之革命，迫動力也，至於今未嚐稍靜，故不聞有再度之革命”。[4]經過這一番論爭，康有為的保皇主張受到了有力的遏製，革命宣傳則日益擴大——1904年4月26日陳擷芬在《中國日報》上著文稱：“五六年前，不知維新為何物，革命則耳所未聞。……近年以來，革命之言，幾日有所聞”，[5]即為一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