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影響深遠的《普通語言學教程》一書中，索緒爾很少關注意義的對應理論，即一個符號“意為”反映、指涉、對應了外部世界的某些方麵。索緒爾的矛頭所指主要是意指的表現主義模式，這在19世紀早期已經成為一門顯學，並且它與語言學家洪堡(Humboldt)的作品密切相關。從表現主義模式的觀點來看，言說者或作家的思想預先以一種前語言的形式存於心間，而符號則是通過將其表達出來而傳情達意。索緒爾拒絕承認這種“思想在言語之前已經存在”①的觀念，他認為我們思想(即一種與其他對象相區別的特定概念)的存在無法擺脫語音係統(確切來說，它是依據聲音之間的差異進行組織的),這是人類出生、成長進而學會說話所離不開的外部環境。(當然，索緒爾認為雖然許多人後來學會了寫字，但是說話還是基礎，它隨著人類意識的發展而同步發展。)
簡言之，對於索緒爾及諸如羅曼·雅各布森(Roman Jakobson)這樣的繼承者來說，人類的認知水平隨著語言的習得而逐步發展。正如我們學會區分一些特殊的聲音那樣(比如“貓”與“鼠”的不同),我們的腦海中就會產生一些與這些聲音一一對應的特定概念。對於索緒爾主義者而言，聲音(或者確切來說是語音差異)不僅僅是基礎，而且還是思想(或者確切來說是概念差異)的來源。出於這種考慮，索緒爾假定每一個符號實際上可以分為一個“能指”(一個特殊的聲音)與一個“所指”(值得注意的是，這是關於現實的觀念而非現實本身的一些方麵)。盡管能指與所指的親密結合使得談話中的想法無法脫離特定的聲音表達，反之亦然，但是特定的能指與所指實際上是以一種隨意的方式彼此依附的，換言之，純粹是通過習俗而非強製進行結合的。簡言之，“貓”這個聲音附加到“貓”這個概念的結合是因為其他聲音(比如“狗”或者“書”)附加到其他概念的結合。總之，對於索緒爾來說，在曆史發展的任何特定時刻，比如像英語這樣的符號係統，它其中的每一個符號的意義都是由它與所有其他符號之間的差異所決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