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官兼行候事的工作方式大致如上。這種情況實際普遍存在，不僅見於西北萬裏邊塞的諸多候官，其上的部都尉外出行部，亦要臨時委任官吏兼行其職，亦會在更高的層級重複類似安排。兼行亦非邊地候望係統的專利，懸泉漢簡中敦煌郡屬吏兼行太守或丞事亦不少，縣令之間“守官”現象更是常見，甚至包括甲縣令不在，由乙縣(不一定相鄰)長吏守甲縣長的現象。①無論邊郡還是內郡，郡國守相春天亦要行縣①,巡視轄區，刺史則要行部，其他情況造成不在崗並不罕見。朝官中亦是如此②,實際出現的頻率還要高很多，丞相薨或去職，往往會有數月的空位期③,禦史大夫與諸卿的任用恐怕亦難免出現這種情況。此種情況下，文書事務的處理是否均遵循相似的辦法?
實際上，一些需要皇帝親自參加的祭祀，不願親往，亦會派遣官員代行，同樣稱為“行事”。《漢書·楊惲傳》載，宣帝時戴長樂“嚐使行事肄宗廟，還謂掾史曰‘我親麵見受詔，副帝肄，秏侯禦’”,注引服虔曰：“兼行天子事，先肄習威儀也。”(66/2891、2892)《漢書·郊祀誌下》述哀帝朝祭祀時說：“上亦不能親至，遣有司行事而禮祠焉。”(25下/1264)王莽在平帝時上奏回顧先朝諸帝的祭祀，講到文帝因新垣平而增設諸祠，說：“上親郊拜，後(新垣)平伏誅，乃不複自親，而使有司行事。”(25下/1265)這裏的“行事”應該與戴長樂所為一致，即由臣下代皇帝主持祭祀，實際是代行皇帝的某些職分。漢代可能尚未形成有司攝事的明確規定。戴長樂得以行事肄宗廟，則是源於“宣帝在民間時與(長樂)相知，及即位，拔擢親近”(66/2891),由此亦有助於認識各級官府中“兼行”官員的挑選。
深入分析，兼行候事的運作顯示了西漢官吏製度中的矛盾性。一方麵，其體現了管理的嚴密與靈活，長吏不在崗，便要臨時任命官吏代行其職，說明職位的重要性高過個人，具體文書處理堅持規則，又有所變通。另一方麵，個人因素又在其運作中不斷滋生壯大，一點一滴地蛀蝕著對事不對人的規則。長期來看，這一看似微小的蟻穴卻會慢慢發展成侵蝕，乃至動搖秩序之堤的巨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