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出逃的狂人
章炳麟驚弓之鳥般的幾次出逃始於戊戌後的政治清算，從第一次流亡開始，他的人生軌跡即拐入一條幽暗通道。盡管此前他對革命沒有多大興趣，一條反體製的政治道路卻因此隱隱展開。比較起來，第一次逃亡時他身邊同樣支持改革的朋友們，雖有各種不滿，日後卻多成體製內精英：陳黻宸1909年當選為浙江省谘議局正議長，宋恕曾任山東學務處議員兼文案，孫詒讓在立憲展開後任學部二等谘議官。畢竟，那個時代很多知識精英首先是體製內受益者，然後才是不滿者。
從書齋走向革命，很大程度上可謂生活遭遇所致，被官方不斷放逐的經曆，促使章成為一名激進的政治抗爭者。
雖與官員有所交往，辛亥前的章炳麟基本處於官場之外。此後他與官方最主要的關係似乎就是通緝與被通緝。1906年“蘇報案”出獄東渡日本後，他總結說：“算來自戊戌年（1898年）以後，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以前三次，或因別事株連，或是普拿新黨，不專為我一人，後來四次，卻都為逐滿獨立的事。”[77]最後終因“蘇報案”遭囹圄之災，目睹年輕的革命者鄒容死於獄中（後者因他投案）。如此經曆，自然不同於他人。章炳麟最終選擇了激進陣營作為自己的歸屬，成為官方最著名的反對者之一。《正仇滿論》成為革命派批駁改良派的第一發重炮，1903年所撰《駁康有為論革命書》，則被認為是中國近代史上革命改良之爭的曆史性文獻。激烈甚至經常幾近辱罵的言論，無疑使章炳麟很難回歸體製。
在16歲童子試因病未能完成後，章炳麟不再參加科舉。離開杭州的書齋，他發現自己與當權者總是難以契合。與張之洞短暫的辦報合作迅速告吹，兩次上書李鴻章沒有得到回應，與孫中山合作不久即告反目。自《謝本師》一文，章炳麟的狂放舉國皆驚。[78]在人生各個階段，他幾乎與各種強勢人物發生矛盾。《時務報》時，麥孟華進入報館之後，康門的其他骨幹如徐勤、康廣仁等也在1897年年初相繼來到上海。他們熱衷於宣傳康有為的“三世說”“大同說”，甚至稱康有為“教皇”，最後激怒了章炳麟，大罵康有為是“教匪”，康門弟子遂與之發生了肢體衝突。[79]此後參與《正學報》，章炳麟因對張之洞不滿而在寫下發刊詞後離去。流亡台灣，章與《台灣日日新報》的主辦者發生矛盾，不得不出走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