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詩學”提出的現實文化背景是改革開放了30年的中國。我們已經在第二章作了詳細的闡述。這裏想特別說明一點的是:我們所麵臨的事業不但是神聖的,也是悲壯的。我們仍然要發展經濟,發展科學技術,更好地解決人民的吃喝住穿的問題,更快地增強國家的綜合實力,向著更文明更先進的方向發展,實現幾代人夢想的四個現代化。簡言之,這就是啟蒙現代性所要開的花,所要結的果,是曆史理性的核心價值。但發展經濟,發展科學技術,追求更文明更先進的路途又是艱險的,我們已經為它付出了貧富懸殊、環境汙染、道義滑坡、貪腐難治等嚴重的代價。因此,又要以人為本,以人的感性與理性的全麵發展為本,全麵提高人的文化素養,建設一個最適合人生活的環境,保護大自然,讓大自然與人和諧相處;實現人與人之間真正意義上的平等、正義,像馬克思所說的那樣實現人性的複歸,人的本質力量的對象化。簡言之,這就是中國條件下審美現代性或文化現代性的基本要求,人文關懷就不能不是核心價值。這兩種現代性、兩種要求、兩種價值,猶如魚與熊掌,都是我們需要的,我們要“兼得”。
一、文學的價值理想:曆史與人文的張力
然而現實的狀況卻是上述兩種價值的悖立。例如,經濟發展了,可環境汙染了;人民生活提高了,但貧富懸殊出現了;科學技術提高了,可道德水準下降了;國家實力增強了,可貪汙腐敗也嚴重了……那麽麵對這種價值悖立的現實,文學家應該怎麽辦呢?
也許我們可以先來看一看恩格斯的如下分析:
在研究善惡對立的地方,費爾巴哈同黑格爾比較是很膚淺的。黑格爾指出:“有些人以為他們說人性是善的這句話時,就算是自己說出了非常深刻的思想;但是他們忘記了,人性是惡這句話,意思要更深刻得多。”黑格爾所說的惡是曆史發展的動力借以表現出來的形式。這裏有雙重的意思。一方麵,每一個新的進步都必然是對於某一種神聖事物的淩辱,是對於一種陳舊、衰亡但為習慣所崇奉的秩序的叛亂。另一方麵,自從各種社會階級的對立發生以來,正是人的惡劣的情欲—貪欲和權勢欲成了曆史發展的杠杆。例如,封建製度和資產階級的曆史,就可以作為這方麵的源源不絕的證據。[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