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先入為主的態度，故意美化或醜化洪秀全，都不足取，都會使研究流於簡單化。研究洪秀全思想，須從洪秀全著述入手，看他本人究竟是怎麽想、怎麽說的，同時還要看他實際是怎麽做的。總之，要以史料、史實為依據。
洪秀全著述甚豐。據洪仁玕說，洪秀全首次來廣西傳道期間，便寫有《勸世真文》等50餘種宣傳品，“一一勸人學好”。舉兵起義後，洪秀全身份變了，但重視筆杆子的習慣沒有變。定都後，太平天國迅速建立了較為完備的書籍刻印和文書頒發製度，實行嚴格的出版管製，嚴禁買賣藏讀儒家經書，規定唯有經洪秀全審訂、蓋有“旨準”印、由官方刊刻的書，方準閱讀。名曰“詔書”，亦稱“天書”“真書”“聖書”，今人稱為“印書”。就此而論，太平天國出版的所有書籍，都打上了洪秀全的烙印；某些書籍直接出自洪秀全筆下，包括假托上帝之名的《天父上帝言題皇詔》《天父詩》，以幼主名義刊刻的《幼主詔書》。詔旨構成洪秀全著述的另一大類。據目擊者說，後期天王府“每日午後放炮九聲，懸偽詔於門外”。洪秀全在位十餘年，所頒詔旨的數量不可勝計。這兩類文獻構成研究洪秀全思想的第一手資料。
然而，太平天國敗亡後，其書籍、文件幾乎被清政府毀滅殆盡。截至20世紀80年代，經過幾代學者艱辛搜訪（主要在海外）和整理，太平天國當年刻印的書籍大多得以重見天日，但仍有數種亡佚；文書的情況則很不樂觀。從總量上講，遺存至今的文獻（尤其是文書）僅占很小比例，堪稱鳳毛麟角。這使研究受到很大局限。因此，編洪秀全文集，首先是如何根據殘存文獻盡量編全、編齊的問題，而不是如何遴選、取舍的問題。這本集子僅舍棄洪秀全以幼主名義封賞官員、無實際價值的數道詔旨[2]，實際上是本“全集”，但也僅有12萬字左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