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中央的政略大轉折，在積極的成果背後，牽涉錯綜複雜的利害關係，因而在不少具體政策上，前後缺乏政見的連貫性。如對吳佩孚的認識，就幾乎來了個乾坤顛倒，事變前夕還反對孫吳聯盟的蔡和森，不得不接受共產國際“政治上孤立的吳佩孚，盡管有獨裁者的本能，但也許會與同樣孤立的孫中山攜起手來，雙雙步入中國革命的先鋒地位”的看法，讚揚孫吳聯合是進步勢力的結合。[73]陳獨秀也將吳佩孚的討伐段祺瑞、張作霖視為“革命的行動”，因為段、張這班賣國的反動派失去政權，“是給資產階級的民主派能夠得著政治上發展的機會”。[74]對陳炯明的態度更是前後迥異。因此這一轉折為廣東支部成員難以理解和接受，也不足為怪。何況在此之前，中共黨員對時局持有不同見解，甚至發表不同的看法，是相當普遍的情況，很少要求組織上的一律。本來認識不同導致政策不一致，也很正常，蔡和森後來總結時給予一定程度的理解。但這次突變所引起的分歧對於中共的生存發展造成極大威脅，由於對中央的方針政策轉變不理解，多數黨員對黨采取消極態度，使中共中央必須加強紀律和集中製，否則無法貫徹既定路線。結果中共在經曆政治策略轉折的同時，必須進行組織建設的調整。[75]
中共黨內可以通過紀律和集中製達到對於政策轉變的強製性認識統一，對黨外則不能強求，也不必強求。李大釗、陳獨秀等人沒有因為胡適一度偏袒陳炯明而與之關係惡化。這一時期胡適與蘇俄駐華代表越飛以及伊鳳閣等人關係不錯，又與原海參崴報紙《遙遠的邊疆》編輯、遠東電訊社駐滬記者、“俄國鼓吹機關代表”霍都洛夫久談中國政局，認為後者的觀察“頗不壞”。[76]霍氏是老社會民主黨人，也是很早為俄共在華進行工作的僑民之一[77]，1920年7月，曾向孫中山介紹過遠東共和國的情況[78]，以至越飛稱胡適是“我們的朋友”。[7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