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收和補充近年來發掘問世的新史料，以及重新整理利用一些未經充分消化的舊史料，是編好《長編》的重要基礎，主要有四類：
1.檔案資料。
1896年10月至1897年7月，倫敦司賴特偵探社受清政府駐英公使館的委托，對孫中山進行了長時間的跟蹤監視，留下大量報告。其中一部分由羅家倫、王寵惠分別譯成中文，其餘部分由壽昌翻譯。一般認為過於瑣碎，不大錄用，至多不過從中征引一些有關其行蹤的記載或統計其前往大英博物館的次數。近年來，隨著新史料的發掘問世，回頭再來看這批存檔報告，覺得仍有一定的利用價值。鑒於《長編》的性質，同時考慮到壽昌的翻譯欠妥之處尚多，全部重新譯出。參照南方熊楠日記等資料，可以使這一段孫中山活動的輪廓更加清晰，從中獲得如下印象：其一，孫中山與其同誌之間的通信聯係十分密切；其二，通過南方熊楠、田島擔等人建立起和日本人士的副線關係；其三，孫中山很早就注意中國的西南邊界，有由此潛入內地發動起義的計劃；其四，孫中山自稱其三民主義在倫敦完成，康德黎、夏曼等人的著作提到孫中山在倫敦閱讀了大量西方近代社會政治學說的著作，台灣的各種著述更盛讚孫中山在大英博物館刻苦求知的精神。不過，孫中山滯留倫敦期間獨自撰寫、翻譯以及與人合作的文字，僅發表出來有案可查的即達10萬字，他還有大量的社交活動，短短半年時間，有無可能廣泛閱讀？況且孫中山的中英文水平均未臻上乘，他翻譯《紅十字會救傷第一法》，為《倫敦被難記》提供素材，都需要前往大英博物館查閱資料。從其他材料看，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形成的脈絡一直延續到1903年。在未獲得孫中山在大英博物館閱讀內容的可靠資料前，不應對他此時思想的完整程度過高估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