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以前，在駐京英國公使館任職的密福特（Algernon Bertram Freeman-Mitford）寫信給英國的親戚，記述了這樣兩件趣事。“我們的年齡總是使中國人感到疑惑。隻有達到40歲，中國人才會開始留胡子，所以他們看見留胡子的歐洲人，都認為這些人至少40歲。獨眼鏡最讓中國人震驚。他們十分熟悉雙眼眼鏡，他們會戴過分大的眼鏡以示炫耀。但獨眼鏡確實新奇，常常引中國人發笑。”[109]在中外人士接觸的早期，因為外貌、風俗及生活習慣的不同，雙方難免都以對方為奇異，從而引發驚奇、害怕、嘲笑、蔑視、敵意等情緒。
20世紀的頭30年，總的說來，北京的歐美人和中國人之間的認知，無論從歐美人的角度還是從中國人的角度來看，都隨時間的推進與個人經曆的差異而不同。在這些千差萬別的認知中，還是有一些普遍的認知。而1901年《辛醜條約》的簽訂和東交民巷使館區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奠定了晚清民國時期中外人士彼此之間的一些基本認知。
一、北京中外人士對使館區的不同解讀
對於外國人在中國的首都劃定了使館區且不接受中國政府的管轄，民國時期乃至今天，很多不了解國際法或憤恨外國侵略的北京人都認為這是國家恥辱。丁鶴在《中國外事警察概要》一書中寫到，“今外國在華設有使館界，實屬破天荒未有之奇聞”[110]；周鯁生做演講時，說使館區是“中國首都的土地，變為一個國際共管的區域。其損害中國領土主權，和國家榮譽真非淺鮮”[111]；《認識周報》的一篇文章語氣更加強烈，譴責“北平使館界是中國國恥的產物，是國際間畸形的組織”[112]。
也有一些了解國際法和外交常識的北京人，能夠從另一個角度看待使館區。但對於國都南遷以後北京使館區的裁撤和消亡，很多北京居民是充滿期盼的。“使館界雖為各國所無，當其設立之始，確有此必要，以清廷之昏庸暴戾，兩次以兵臨外使，自違國際公法，雖特創此製以辱之，誰曰不宜。但庚子以後，清廷亦漸知國際禮貌，辛亥鼎革以還，執政權者非複滿人，彼此彬彬有禮，又何勞夫枕戈裹甲，且駐守軍隊，綜計不過數千人，即有非常，何能濟事。況國民政府首都設在南京，各使館已有在南京先設辦事處準備南遷者，形勢變更，更愈歸無用，與其由事實而漸歸消滅，竊願各國為友誼放棄也”[1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