時為天啟七年（公元1627年）,農曆八月二十四日。
這一日，大明信王朱由檢如期登基即位，改年號為崇禎，次年定為崇禎元年。
且不細說登基大典的莊嚴和隆重，單說《即位詔書》一旦發布，立即引起了朝臣們的質疑：“怎麽會這樣呢？不該呀，這個崇禎爺跟天啟爺壓根兒就不是一路人，他又怎麽能夠容忍害死其養母李選侍的魏忠賢之流繼續一手遮天呢？”
質疑歸質疑，因為不知他的態度，還是沒人肯說出來。
事實上，縱使他們不說,崇禎也懂，但他不急。不過，他還是很快就讓他們感覺到了他跟天啟爺的不同，便是對朝政事必親躬，認認真真地處理。
“如此勤政的皇上，又怎麽能跟天啟帝一樣呢？”朝臣們質疑著，免不了又燃起了一絲希望。
偏於這時，崇禎下了自己即位後的第一道聖旨：皇兄天啟病重期間，九千歲魏公忠賢頗多照料，極為辛苦,特令賞黃金萬兩，賜皇兄生前親做惜未能賞賜的匾額一塊，以彰其功。同時，命魏公為葬禮大典總管，統籌葬禮諸多事宜。
朝臣們不由一陣錯愕，應該說,朝臣們還未完全從錯愕中解脫出來，崇禎的第二道聖旨又下了：冊立信王妃周氏為皇後，頒告天下。
這倒並不出乎朝臣們的預料，朝臣們更多關注的是隨之而來的第三道聖旨：即日起，調信王府太監宮女全班入宮隨侍，皇兄天啟帝的侍宦一律就地遣散。
崇禎接連的三道聖旨，不要說朝臣們如墜夢裏霧裏，連魏忠賢也忍不住想：“他這是啥有意思？相信咱家，卻撤換了天啟帝的所有侍宦；要說不相信咱家吧，又跟天啟一樣給咱家封官賞賜。
莫非這就是人常說的‘新鞍配老馬’，需要磨合期？似乎不象啊。若是不象，那又是什麽意思？”
魏忠賢實在想不出，隱隱產生了一股不祥的預感，道：“他媽的，這個社會，人生下來就是為了整人的。可要整人，總得有了著力點，如今咱家連個著力點都找不到，這可是大忌。咋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