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2月，烏魯木齊仍然被酷寒籠罩著。街上的白雪覆蓋著—層煙塵，千家萬戶煙囪中冒出的黑煙，同汙濁的空氣攪在一起，在灰蒙蒙的晨霧中彌漫。躲在雲後的太陽遲遲不肯露麵，天冷得出奇。
大街上的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著《大海航行靠舵手》，此起彼伏，響徹雲天。
路上的行人無精打采地走著，有的用棉帽子的耳扇把耳朵捂得嚴嚴實實，他們不想再讓歇斯底裏的矂音刺激耳膜。
剛剛吃完早飯的任晨，正準備開門上班，房門被“咣當”的一聲推開了，任晨躲閃不及，差點被洞開的門扇打在臉上。任晨還沒反應過來，兩個幹部帶著戰士已經站到麵前。
“你被隔離審查了，現在就走！”一個幹部瞪著眼睛說。
“哪裏批準的？”任晨問。
“我們管不著！”幹部回答。
任晨踉踉蹌蹌地走出大門，等在門外的吉普車早已發動，他被推上後排座位。吉普車在飄飄灑灑的飛雪中向烏魯木齊南山方向疾駛而去。
高慶毅見任晨連一句話都沒來得及說就被押走，頓時五雷轟頂，一下子癱倒在沙發上，已過而立之年的大女兒和她的弟弟妹妹也被眼前一幕驚得目瞪口呆。
從任晨被押走那天起，高慶毅吃飯吃不下，睡覺睡不著，也沒有心思照顧子女，從早到晚找人打聽：任晨為啥被隔離審查？在什麽地方隔離審查？但上級回避不見，下級不知所問，似乎人人都怕受到牽連，高慶毅連續十多天也沒有問出個結果。有時她自己一個人關在房子裏，回憶同任晨生活了二十多年的日日夜夜，翻來倒去還是找不出隔離審查任晨的任何理由。冷靜了幾天，高慶毅漸漸地意識到，可能是任晨那張愛“放炮”的嘴走火了。
高慶毅是延安米脂人，1938年參加八路軍時隻有14歲，是從子彈縫裏鑽出來的老黨員、老大姐，想到任晨可能是嘴巴惹的禍，心裏反倒踏實了。隻是帶給任晨的衣服夠不夠？傷腿疼不疼？要不要什麽藥？她老是放不下心，總想求人讓她探視一次，哪怕隻看一眼也好，但始終沒有得到應允。